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一书中提到：清末民初，“由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四裔’碑铭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特别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甲骨学成为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性’学问。”在甲骨学史上，有四位学者做出过重大贡献，被钱玄同推誉为“甲骨四堂”，这就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古文学家唐兰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年代，鼎堂发其辞例。”此说简赅地概括了四位学者在甲骨学史上的成就。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子展曾写过一首诗《题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其后写道：“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蒋逸雪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的序中说：“近世治甲文而著声称者有四人焉，亦统名曰四堂。四堂者，上虞罗振玉雪堂，一也；海宁王国维观堂，二也；峨嵋郭沫若鼎堂，三也；南阳董作宾彦堂，四也。罗、王继其乡人孙诒让之《契文举例》而有作，咸具开拓之功，世无间言。郭氏杂治，披沙拣金，时亦有获。董氏晚起，亲履殷墟，所见益广，而务为条贯。其《殷历谱》一书，号称合作。”
四位甲骨学家各有建树，他们分别从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开拓了甲骨学研究的新领域。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学生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殷墟科学发掘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一草创时期被称为“罗、王之学”。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罗、王二人的学术成就：“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决非过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搜集、保藏上用力甚勤，促成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的出版。他开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先河。沈抗《甲骨学史上的“四堂”》中说：“他（罗振玉）经过几年探访，1908年才查明甲骨卜辞的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结合文献记载，从而确定了小屯为盘庚迁殷之所在，又作出了甲骨卜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的重要推断。《史记·殷本纪》自此有了科学的证据。那些中国历史始于秦的疑古谬说，中国历史始于汉的西方妄谈，都不攻自破了。此后《殷墟书契前编》、《后编》飨世，提供了初期审释文字的基础，亦为后来字汇的基础。”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释上多有发明，他的最大成就，是在甲骨学研究中首立考史一目。王宇信《甲骨学通论》指出：“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不仅考释文字，而更重要的是考证商史，是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论文，标志着‘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此外，他发凡启例，首行甲骨断片的缀合，揭示出上甲至示癸的世次，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之误，以“称谓”确定了年代，对后来的甲骨断代影响很大。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西方考古科学运用于殷墟发掘，结束了甲骨文的“盗掘时期”，开始了有组织的“科学发掘时期”。他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他提出的断代研究的“五期”说和“十项标准”行用数十年不衰，影响深远。郭沫若在甲骨学研究中可谓“异军突起”，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古文字和古史研究工作相结合，开创出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极为重视考释字义，创获颇多。他致力于甲骨文资料的搜集与公布，推动了甲骨学与商史研究的发展。解放后，中华书局从1978年起，至1982年陆续刊发了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煌煌十三巨册，集中了八十多年来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嘉惠后世，使“绝学”后继有人。
甲骨学史上四“氏”同堂，堪称学林佳话。
摘自《学海杂谭——传统文化中的旧说新知》，群众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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